沈席珍：泾县的“城隍会”

引子

＃本文摘自《泾县文史资料》第一辑(1985年8月)，作者沈席珍，有必要《泾县的“城隍会”》

图文无关，仅作示意

正文

历代封建帝王都是用“神权”来麻醉人民，以巩固其反动统治的。城隍庙即此种工具之一。所谓“城隍爷”，迷信说法等于“阴间县官”。因此，各县都统一的建立了城隍庙。根据《泾县志》所载，我县城隍庙始于宋季，嘉定三年（公元1210年)县治（现在县城）确定以后即有此庙。是何年代开始举行庙会，尚无考证。总的说来，年代久远，是由小规模逐年发展起来的。

泾县“城隍会”规模之大，声势之盛，在皖南各县比较起来，可谓首屈一指。据老一辈传说，远在咸丰元年（公元1851年)前，泾县每年即例行此会。后以太平天国起事，间歇了十几年。直到同治十一年（公元1872年），这个会又慢慢复兴起来。到了宣统三年（公元1911年），辛亥革命，会又停止。到民国四年（公元1915年），又每年例行起来，直到民国十五年（公元1926年），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，军阀孙传芳残部退到泾县，才永远停办，这个封建时代的产物，前前后后相传甚久。

泾县“城隍会”之组成

自晚清到民国以来，泾县“城隍会”由三个部分组成：一是“启兴会”，由泾县县衙主持，六房三班职员集资举办的。并积有不动产收益。出会时担任会程的前导和会尾的具体安排。二是“隍会”，是泾县商会集资凑成的。“隍会”列会的仪仗和会具，是比较丰富多彩的。三是“北会”。由北隅沈、纪村卫、蔡村施、汪等姓宗族集资合办的。也有不动产收益。其列会的仪仗会具，偏重于古典式祭品方面。

“城隍会”的会期经过

规定每年阴历十月十五日为会期。整天出会。同时从十月十四日晚间开始唱“会戏”，到本月中旬末才停止。先于十四日午后，由“启兴会”经办，临时雇用贫苦人家孩子十几人，扮装“鬼使”，身穿号衣，选几个大孩子扮装“伍猖”，排队上街。前导人员抬一盆烧得热烹烹的醋汤，伴以锣鼓班，凡出会必经之路都要走遍，表示“净街”。“净街”的意思等于打招呼：明天“城隍爷”要出巡了！还有一个习惯：街上所摆食摊，“鬼使”经过若抢东西吃，也不予干涉，视为好玩。另有一些许愿还愿的人，于十四日晚上在庙中扮装“白无常”，头戴高帽，面抹恶容，身穿白长服，手执雨伞，从城隍庙走出，不声不语走遍全城，然后回庙卸装揩脸；又由第二个还愿者如此扮装走出。轮番进出，一夜不停。

十月十五日早上，以三个分会组成人员，先集中到荷花塘，再挨次出动。经过城隍庙将“城隍爷”塑像安放在玻璃龛轿内，由八名穿着号衣的轿侠抬出，于会后压阵。会的前列是“伍猖”、“鬼使”十余名，继之四人互抛“钢叉”，由戏班武生扮装，赤脯披发，面抹狰容，令人可怕。每走一段，要抛演几下。后即扮装的“白无常”、“黑无常”及“牛头”、“马面”。再以后，就是一队一队仪仗。前面是“肃静”、“回避”等执事牌，接着是多种“凉伞”。伞是红锻盘金绣花。伞后，是彩色大旗和红绣“飞虎旗”以及“銮驾”全副。第二列队是“隍会”。除了旗锣伞扇外，突出的是六座“抬阁”。“抬阁”上都是物色来的秀童，扮装几出京剧，如《打金枝》、《渔家乐》、《白水滩》、《白蛇传》等。另外一座大花船，上架纵横两杆，各头绳挂“秋干”，四个幼女分坐“秋干”上，头带彩帽，身着美衣，轮轴一转，彩女上下旋回。跟着后面的是“高跷”一班。踩“高跷”者扮装“八仙”人物，慢踱而行。第三列队是“北会”。除了各色的旗伞，全副“銮驾”和两幅“掌扇”外，还有“香亭”一座，雕刻精致，内放古铜香炉一口，亭前五对青年，手提铜香炉，香烟袅袅。最后是“启兴会”。在“城隍爷”神轿前，扮有八个差役，有两个扮文武“判官”者骑在马上。轿后有几个和尚，身穿袈裟，口里嗡嗡诵经。这是会的结尾了。参加行列的乐队那就更多。每个分会有“抬锣”两面，铿铿之声响彻云霄。还有唢呐、锣鼓各几班。还有“八音”一班（包括笙、管、哨、琴、箫、笛等等）。在神轿前吹奏，非常雅听。整个会队绵亘约三华里，走遍全城街巷及南门外，沿途炮竹连天，接受商户、宗祠、县衙之祭会。早晨出发，待最后收会已夕阳西下矣！

还有一叙，凡烧香还愿者也参加会程。属于儿童，由几家有钱人集资制一圆形囚笼，四人互就坐位，头戴英雄帽，身穿彩衣，中间列小桌，桌上存放花瓶、果盒、自鸣钟，由四人拾着囚笼，后面也有锣鼓吹打，以矜阔气。成年人或贫苦者则不然，仅身穿红罪衣，披发，骑一匹骡子跟阵而已。据说这就意味着是带罪犯人，由“城隍爷”押出示众，今后可以赎罪消灾了。

会期及唱戏时之形形色色

每年例会时，县官也出来维护，城门日夜敞开。一时外埠营商者咸来赶会场，四乡老百姓更是日日夜夜扶老携幼进城看会戏。其中大多数先赴城隍庙进香求福，并宰鸡作祀。也有乘便求签者。庙内日夜香烟迷漫，炮竹声、击钟声和乞丐叫喊声连续不断。当时街道狭窄，观众如潮水般拥挤，落帽掉鞋者大有人在。通都大邑之盛，也不过尔尔也！

戏场设于庙前大田中(现云岭路两边林业局至物资局一带），戏台是仿宫殿式结扎（归“隍会”负责），三面布景纸扎精彩。对面是“神台”（供奉“城隍爷”），由全付旧架凑斗而成，相当雅观(归“北会”负责）。戏台前左右两边，是由住户挨次排列的木制“斛桶”，再后面排列长条拦杆高脚凳，以供老弱妇孺者观看。戏台前留方形广场，容成年男人站立。戏一开演，人人昂头往前，簇簇波动，拥来挤去，非身强力壮者，不能插足其间。

戏场附近食摊罗列，应有尽有，高级的有菜肴和精制糕点，低级的有卖烧红芋的。桔皮、蔗渣遍地皆是。其他设摊，有变相赌博的，如“辗碗”得彩者奖碗，落空者输钱，还有抽蛤蟹、小鱼、纸牌的。此外多种玩艺的更多。有“玩把戏”的（也有大型杂技），有展览禽兽的，还有“西洋镜”、“哈哈镜”。还有搞迷信职业的“测字摊”、“看相摊”和卖艺的（打卖拳）。也有卖梨膏糖说相声的。城内其他空地，有唱傀儡戏（线提木偶）的，唱“髦儿戏”的（小型家庭京剧班），俱是布绳围圈，售票入观，弄得男女老少，熙来攘往，不知往何处去是好。由于人多庞杂，有遭扒手偷窃的，有小孩被挤掉遭人拐走的，也有流氓乘此热闹嬲[niǎo]妇女而引起斗殴的。真是说不尽的怪状。

会期，城内凡偏僻院宅，都成了公开聚賭之所，日夜不停。“地保”、差役及警察乘此机会大捞一把，轮番去赌场抽头索费，否则以“详县”威胁。还有地痞无赖，也挤在赌桌旁伸手要钱。赌场周围布满了各种食摊，供应赌棍们消夜。

泾县老城是丁字形街道，会期中，三条街市各行店户布满了多种货物，以吸引乡下顾客。凡乡民中有稍与店户熟识者，店户就殷勤招待，照吃照住，为以后生意留一线关系。一般居民亦都是煮肉烹鱼，接待亲朋，以拉拢城乡关系。

城隍爷的厄运到来

自民国十五年（公元1926年），此“城隍会”便没再举办了。但民间迷信习俗太深，城隍庙香火并不稍衰。到了民国十九年（公元1930年），国民党泾县县党部为了破除迷信，于是年阴历三月间，利用一次开会，由委员卫谦倡议，泾县县长刘中盛极力赞同，全场轰起，当即率领学生和地方团队，排队冲赴城隍庙，将泥塑“阎王”及“小鬼”捣毁，又将木雕“城隍爷”及“城隍奶奶”扯去外衣，拖上大街，从西门口掷向大河，一直顺流而下，淌到南陵青弋江镇。该镇好迷信者发觉，将它捞上，重新制衣，供奉在一座破庙内。不久，不知何人将此一对偶像，移到泾县下坊狮子山洞口。民国二十一年（公元1932年)夏，泾城一些信士，纷纷倡议拟将此一对偶像奉回泾县，当时为首发动者有郑日卿、汪天喜、董鸿章、吴守伟等四人，派人用两顶轿子于唢呐、炮竹声中将两个木偶直接抬进北门。本可以就近入庙，不料多事之徒故意将“神轿”抬上北街，绕过文昌巷，直到荷花塘，经过县党部门前，一小撮闹事者，口作哨声轰进县党部，以石块掷击门窗。部内办公人员不知祸从何起。这一事端闹起后，县党部当日召开紧急会议，除分电省党部和省政府外，并函知县政府，提出“惩凶”的要挟。县长洪志远左右为难，只好将郑日卿、汪天喜、董鸿章、吴守伟等四人找到县政府，看管起来。又一面下“火签”交差役查捕暴徒。结果亦未拿到一个。当时县党部尚处于党务整理委员会阶段，皖省正酝酿改组，常委董石泉已在安庆，虽迭催省党部饬办，卒以上下机构变动，不遑顾此，拖了几个月，仅打雷不下雨，不了了之，郑、汪等四人无条件回家。一对木偶仍安奉在城隍庙龛座内。直到解放，才焚毁灰烬。

综上所述，我县从同治十一年（公元1872年）起，“城隍会”又蓬勃起来，一直延续到宣统三年（公元1911年）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，迅即推翻了满清王朝，革命声势震动了全国各个角落，地方的庙会相继停止。但革命不彻底，不久革命政权被袁世凯篡夺过去，名为共和政府，依然是封建统治，从民国四年（公元1915年）后，在北洋政府统治和军阀混战的十四个年头里，此“庙会”年年举行，并逐年繁盛起来。所以然者，中国已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，各个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深入到内地，“泊来品”纷纷倾销，商人大肆贩运，乘此“庙会”高价兜售。貌似繁荣市场，但农民的农产品和小手工业产品，无形中受到贱价剥削。物以类聚，一帮地主、豪绅、奸商，藉此扩张城乡势力，不是向农民放高利贷，就是以廉价屯购农产品，用多种方式来剥削农民。地痞流氓，乘此聚赌抽头，搞不法收入。寒冬腊月一到，“抢案”、”窃案”时有所闻。举行一次“庙会”表面看来形似歌舞升平，实为种种罪恶之渊薮。更咄咄怪事者，在大革命后仍有人将已废弃之城隍木偶抬回县城。所有这些，可以说，都是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相互泛滥的缩影。

原文注释：

1，“六房三班”，前清县衙设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房。分管民政、财政、礼仪、警卫、司法、实业各事，其下设皂、壮、快三班，各执内外刑警及差役之勤务。

2.“详县”，凡下面不能解决之事，向上报告谓之“详”。

3.“火签”，即是执行最快之逮捕证。

资料来源：

《泾县文史资料》第一辑(1985年8月)